景BOB半岛观的含义

　　BOB半岛景观（Landscape），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美丽而难以说清的概念。地理学家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定义为一种地表景象，或综合自然地理区，或是一种类型单位的通称，如城市景观、森林景观等（辞海，1995）；艺术家把景观作为表现与再现的对象，等同与风景；建筑师则把景观作为建筑物的配景或背景；生态学家把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的系统（如Naveh, 1984, Forman, 1995）;旅游学家把景观当作资源；而更常见的是景观被城市美化运动者和开发商等同于城市的街景立面，霓虹灯，园林绿化和小品。而一个更文学和宽泛的定义则是能用一个画面来展示，能在某一视点上可以全览的景象（Websters英语大词典，1996）。）尤其是自然景象。但哪怕是同一景象，对不同的人也会有很不同的理解，正如Meinig所说同一景象的十个版本（1976 ）。本文则从景观与人的物我关系及景观的艺术性、科学性、场所性及符号性入手，由表及里，揭示景观是审美的、景观是体验的、景观是科学的、景观是有含义的。

　　在西方，景观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的旧约圣经，西伯来文为noff，从词源上与yafe即美 (beautiful)有关。在上下文中，它是用来描写所罗门皇城耶路撒冷壮丽景色的（Naveh,1984）。因此这一最早的景观含意实际上是城市景象。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牧羊人，站在贫瘠的高岗之上，背后是充满恐怖而刻薄的大自然，眼前则是沙漠绿洲中的棕椰与橄榄掩映着的亭台楼阁宫殿之属。因此，这时的景观是一种乡野之人对大自然的逃避, 是对安全和提供庇护的城市的一种憧憬，而城市本身也正是文明的象征。景观的设计与创造，实际上也就是造城市、造建筑的城市。

　　景观作为视觉审美对象的含意，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该词所包含的内涵和其背后所传达的人类审美态度，却经历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乡村土地的贪欲，即景观作为城市的延伸；其二则来源于工业革命中后期对城市的恐惧和憎恶，即景观作为对工业城市的对抗。

　　人们最早注意到的景观是城市本身，景观的视野随后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使乡村也成为景观 （Cosgrove,1998，P70）。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封建领主制将人束缚于君权之下，人被系于土地之中，大自然充满神秘和恐怖，且又为人类生活之母，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使人如母亲襁褓中的婴儿。城市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土地的价值从生存与生活所必须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和资源，人与土地第一次分离而成为城里人。新兴的城市贵族通过强大的资本勾画其理想城市，同时不断向乡村扩展，将其作为城市的附属。新贵族们想用理想城市的模式来组织和统领理想的乡村风景，实现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新秩序。而画家（更确切地说是资助画家们的新贵族）眼中的城市理想社会和人与自然新和谐的理想城市是严格几何的、纪念性的和完全基于透视学的。理想城市模式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样，遵循了严格的比例关系和美学原则。而景观作为城市的延伸，也被用同样的审美标准来设计和建造，因此有了以凡尓塞为代表的巴洛克造园。

　　景观作为视觉美的含意的第二个转变，源之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化本身是文艺复兴的成果，但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各大城市，城市环境极度恶化。城市作为文明与高雅的形象被彻底毁坏，相反成为丑陋的和恐怖的场所，而自然原野与田园成为逃避的场所。因此，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也从欣赏和赞美城市，转向爱恋和保护田园。因此才有以Olmsted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而非Gardener）的出现，和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而非Gardening); 因此才有以倡导田园风光为主调的美国城市公园运动，和以保护自然原始美景为主导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因此也才有霍华德那深得人心的田园城市和随后的田园郊区运动。

　　至此，文明社会关于景观（风景）的态度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BOB半岛。这一转变的轨迹从逃避可怖的大自然而向往壮丽的城市，到设计与炫耀理想的城市，并把乡村作为城市的延伸和未来发展的憧憬，进而发展到畏惧城市、背离城市，而把田园与郊野作为避难之所，从而在景观中隐隐地透出对自然田园的珍惜与怜爱。景观的这一审美内涵上的递变，也明显地反映在景观保护、设计、创造及管理的态度上（见表1）。

　　景观作为审美对象的含意及递变 社会经济形态 庄园及封建领主制经济为主 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经济上升 工业化，城市经济主导 美的景象（景观所指） 神圣而壮丽的建筑的城市 美的乡野，作为城市的延伸和城市经济的资源 美的田园与自然，作为对城市的逃避和对抗 景观的营造 宅院、宫苑 在描绘和再现乡村风景的同时，营造城市化、几何化的自然（如巴洛克园林） 将自然引入城市（公园和绿地系统）或将城市引入田园（田园城市和田园郊区）

　　景观作为视觉美的感知对象，是基于物我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作为欣赏者。但同时，人在景观中寄托了个人的或群体的社会和环境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正是这样意义上的景观，武陵人眼中的桃花源是中国士大夫的社会和环境理想的典型。

　　但桃花源里人或者说内在人眼中的景观则另有一番含意，即景观作为一个栖居地的含意。

　　每一景观都是人类居住的家，或者说是潜在的家。中国古代山水画把可居性作为画境和意境的最高标准。无论是作画或赏画，实质上都是一种卜居的过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也是场所概念（Place）的深层的含义。这便又回到哲学家海德歌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Heidegger, 1971)。栖居的过程实际上是与自然的力量与过程相互作用，以取得和谐的过程，大地上的景观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对自然的适应、改造和创造的结果。同时，栖居的过程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因此，作为栖居地的景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

　　城市的龙山或靠山，村落背后的风水林，村前的水塘，房子后门通往山后的小路，还有梯田和梯田上的树丛，甚至是家禽、家畜、蔬菜、瓜果，都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力相互作用BOB半岛、取得平衡的结果，是人们对大自然丰饶的选择和利用，也是对大自然的刻薄与无情的回避和屈服。桃花源的天人和谐景观并不是历来如此，也决非永远如此，正是在与自然力的不断协调过程中，有时和谐，有时不和谐，最终自然教会了人如何进行生态的节制，包括如何节约土地和水，保护森林，如何选地安家，如何引水筑路，如何轮种和配植作物，懂得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孟子·梁惠王）；懂得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周礼·地官）。城市中的红线栏杆、籓篱城墙、屋脊之高下、门窗之取向，农村的田埂边界、水渠堤堰，大地上的运河驰道、边境防线，无不是国与国，家与家和人与人之间长期竞争、交流和调和而取的短暂的平衡的的结果，即Jackson所谓的政治景观（1984）。

　　景观作为人在其中生活的地方，把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场所联系在一起。景观是由场所构成的BOB半岛，而场所的结构又是通过景观来表达（Norberg-shulz ,1979,P8）。与时间和空间概念一样，场所（地方）是无所不在的，人离不开场所，场所是人于地球和宇宙中的立足之处，场所使无变为有，使抽象变为具体，使人在冥冥之中有了一个认识和把握外界空间和认识及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和终点。哲学家们把场所上升到了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探讨世界观及人生（Casey,1998;Heidegger，1971）；而地理学家、建筑及景观理论学者又将其带到了理解景观现象的更深层次。对场所性的理解首先必须从场所的物理属性，主体人与场所的内－外关系，以及人在场所中的活动，无所不在的时间，四个方面来认识.这四个方面构成景观作为体验场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场所由空间和特色两部分构成，也可理解为空间和资源特征。关于空间的结构的分析，一个是点--结--线--面模式，最典型的是Lynch的节点－标志－路径－边沿－区域模式（1969），和内--外（Outsider-Insider）模式。后者可通过底面、顶面、围合、豁口、边界等元素来分析，并通过向心性、指向和节奏来强化空间感。在中国人的景观认知模式中，场所现象的空间更象盒子中的盒子，无论是风水模式、中国画中的空间构图、宗教神话中的洞天福地，都体现了这种空间模式的存在，可把它称为葫芦模式（俞孔坚BOB半岛，1998）。点--线--面模式与葫芦模式是可以结合的，这种结合将更有利于我们对空间的把握。

　　而空间的特色则是由更为具体的物质成份及其状态所决定的，它具体描绘了构成空间的元素或成份，物体质地，光线色彩，形式等，形成地方特色的氛围。如哈尼族村寨景观中兰色的天空，白色的云，黑色的土地，墨绿色的森林，长着青苔的房顶，着红衣服的哈尼少女，赶着老黄牛回家的老人的吆喝声，竹筒饭的消香……。所有这些共同铸成了一个场所的特色和氛围。这些都形成了景观的地方个性，或地理性格。

　　景中人和景外人看待景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景观的表达，而后者是景观的印象。后者以一种走出景外看景的距离感和主客观分离的姿态来研究景观，导致了景观作为风景的艺术观，以及景观作为实证地理学的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的科学观，人文地理学及现象学则强调对景观的地方性的认识必须是人在景中的，Jackson(1984)对景观的理解正是基于此。他认为景观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而它不是人们观看的对象；景观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空间，景观是人与环境的有机整体，这与实证主义的主－客观分离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景观的评判是作为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而且是站在那些生活和工作其中的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评判和认识的；所有景观都表达了一种理想，一种经世不衰的，在大地上创造天国的理想。

　　场所(地方)是人与自然秩序的融合，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的最直接、最具体的中心，与其说场所是通过其地点、属性或者社区所定义的，不如说它们是通过人在特定场合下的体验所定义的（Relph,P141）。场所在英文中的含意与发生，产生（Take place）相联系，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文化中关于世界创生的传说都是把混沌无秩作为世界前的状态。当天地分开，晦明有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人文开始成形之时，便有了场所。所以场所使无变为有，从无秩走向有秩，所以场所的形成在于对世界的组织，将世界分化为性质上各有区别的独特的中心，并使其有结构以反映和引导人们的体验。而要获得场所，感觉到场所的存在，则依赖于人的体验，这决定于两个方面：即：定位和认同，前者说明人是否感觉到以某地方为中心或节点的秩序的存在，后者则表明人自身秩序是否能与客观的秩序发生共鸣与和谐。如果两者是肯定的，则场所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有场所感的。否则，要么是在空间和茫茫宇宙中人不知所在，无所适从；要么所从不适，而茫然不知所去，这便是场所感的丧失（Placeless）(Relph，1976)。

　　a.首先关于定位，它主要和空间的结构特征相对应，中国文化景观中的葫芦模式，如以穴位为中心的四神兽风水图式，便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空间定位模式。基于这一模式，中国大地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地方系统，或国土定位系统，在最大尺度上的定位结构是仰观天象、星座，地分经纬，以昆仑为祖山，长江、黄河、五岳为四至和环护，次级定位系统则围绕州府、县衙，辩龙山、龙脉，以分玄武朱雀，明朝山案山、水口，偶尔标以风水亭塔。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定位座标，使栖居者明白其在天地中的位置，犹如座胎于母亲子宫中的胎儿，依偎于自然母亲的怀抱中，获得安宁的栖息(图10)。中国人的葫芦模式是一个栖居的模式，是一个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定位模式。林奇的点线面模式则给运动于景观中的人一个空间定位系统和参照，通过这些空间元素，形成整体城市的印象，指导人在城市中的运动。节点的向心性，道路的指向性以及空间的节奏和变化，都使场所的秩序感得以强化。

　　b.场所对人的活动的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认同，它是与地方的特色和个性相对应的，认同即与特定的环境成为朋友，或者说是使自己归属于某一场所，和这一个地方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于一个场所，是一个适应于这个地方的所有自然过程与格局以及社会的过程和结构的结果，是个体人的秩序与其脚下的土地，头顶的苍天，以及周围的自然和人的秩序的谐同,当对方告诉你是来自哀劳山的麻栗寨时，他实际上带给你的是哀劳山半山腰上的那个村寨，寨子上头的那片密林，林子上的云雾，以及寨子下面的梯田，和梯田上的那丛树，那一堆巨石；他实际上还带给你那又长又粗的竹筒烟枪，男子头顶的红头巾，少女身上的黑底白纹绣花，还有竹筒米饭的清香，以及蘑菇房、长街宴、神树上的祭台。这里，人成为场所的一部分，场所也成了人的一部分。

　　正如场所的方向与定位功能取决于场所的空间结构属性，人对场所的认同则是对应于地方的物质特性。物质属性、人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含义是构成场所整体个性特征的基本元素。作为一个景中人，你归属于某一场所，认同于该场所，你在景中的状态越深入，你与场所的认同感就越强（Relph,1976,P49）。只有成为景中的人，归属于场所的自然过程、自然力以及场所的社会过程和地方之神，认同于它们，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场所感，一种自觉的场所归属感，而由场所构成的景观才具有意义(图11,12,13)。

　　自然过程是有时间性的，而人的存在影响了自然过程，这里，人替代了时间而起作用，所以，Jackson说景观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推进或阻碍自然过程的空间（1984，p8）。景观的时间性也意味着景观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的关系。即：人类的欲望、生产技术以及自然力。作为人类栖居地的景观从和谐的田园，到不和谐的大工业城市，再到田园城市理想，最终走到花园郊区和高科技园，正是一个欲望－技术－自然力三者之间由平衡到平衡的打破，再到新的平衡的建立这样一个过程。人类的欲望从最低级的求生欲望、繁殖欲望，到社会交流的欲望，从物质欲望到精神的欲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人类的欲望又推动了人类生产技术和改造自然技术的变革，从木棍石斧，到牛拉铁犁，再到蒸气机、汽车、直到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的欲望在一步步满足之后，又一步步升高了更大的欲望。人与自然力的关系也从我－您到我－它，再到我－你的关系。对自然则从恐惧到掠夺，再到友善的转变。景观也从恐惧的,纪念性的，再到亲切的，人性化与生态化的景观转变。

　　武陵人所见的桃花源除了其优美和谐的画面和作为一个和谐社区的栖息地之外，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任何一种景观：一片森林，一个城市，里面都是有物质、能量及物种在流动的，是活的,是有功能和结构的。

　　第一是景观与外部系统的关系，如哈尼族村寨的核心生态流是水。哀劳山中，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高海拔将南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截而为雨，在被灌溉、饮用和洗涤利用之后，流到干热的红河谷地，而后蒸腾、蒸发回到大气，经降雨又回到本景观之中，从而有了经久不衰的元阳梯田和山上茂密的丛林，这是全球及区域生态系统生态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Lovelock的盖娅（Gaia）理论(1979)，大地本身是一个生命体：地表、空气、海洋和地下水系等通过各种生物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维持着一个生命的地球。

　　第二是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即水平生态过程。来自大气的雨、雾，经村寨上丛林的截流、涵养，成为终年不断的涓涓细流，最先被引入寨中，人所共饮的蓄水池；再流经家家户户门前的洗涤池，汇入寨中和寨边的池塘，那里是耕牛沐浴和养鱼的场所；最后富含着养份的水流，被引入寨子下方的层层梯田，灌溉着他们的主要作物--水稻。这种水平生态过程，包括水流、物种流、营养流与景观空间格局的关系，正是景观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第三种生态关系，是景观元素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如丛林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水塘作为一个水域生态系统，梯田本身作为一个农田系统，其内部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的关系，这是一种在系统边界明确情况下的垂直生态关系，其结构是食物链和营养阶，其功能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这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种生态关系则存在于生命与环境之间，包括植物与植物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及个体与群体的进化和演替过程，这便是植物生态，动物生态、个体生态，种群生态所研究的对象。

　　第五种生态关系则存在于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物质、营养及能量的关系，这是人类生态学所要讨论的。当然，人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其社会、文化、政治性以及心理因素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已远非人类生态本身所能解决，因而又必须借助于社会学、文化生态、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对景观进行研究。城市景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几乎包含了所有上述生态过程，而成为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是符号动物，景观是一个符号传播的媒体（Lynch and Hack ,1998,P173），是有含义的，它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讲述着动人的故事，包括美丽的或是凄惨的故事；讲述着土地的归属，也讲述着人与土地，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本书是由符号和语言写成的。景观具有语言的所有特征，它包含着话语中的单词和构成--形状图案、结构、材料、形态和功能。所有景观都由这些组成，如同单词的含义一样，景观组成（如水）的含义是潜在的，只存在上下文中才能显示(Spirn, 1998, p.15）。海德歌尔把语言比喻作人们栖居的房子，而景观语言则是线），景观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人类文字及数字语言的源泉。河出图，洛出书固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它却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字与数字起源于对景观中自然物及现象的观察和启示的过程。无论是头顶的白云、足下的大地、山川、河流、动植、鸟虫，汉字无不是所指对象的象形与抽象的结果。从辨认各种足迹来知晓鸟兽活动的信息，以便避猛兽而猎获食物，到烧龟察裂文以卜吉凶，再到仰观天象，俯察地形，以判风水之祥恶，甚至于到现代，人们还从鸟兽的行迹来预测地震，从虫鱼的行为来判雨晴。

　　同文字语言一样，景观语言可以用来说、读和书写，为了生存和生活--吃、住、行、求偶和生殖，人类发明了景观语言BOB半岛。如同文字语言一样，景观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景观语言是为了交流信息和情感的，同时也是为了避护和隔离的，景观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只能部分地为外来者所读懂，而有很大部分只能为自己族群的人所共享，从而在交流中维护了族群内部的认同，而有效地抵御外来者的攻击。

　　景观中的基本名词是石头、水、植物、动物和人工构筑物，它们的形态、颜色、线条和质地是形容词和状语，这些元素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句子、文章和充满意味的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关于这个地方的书，以及关于景观中的人的书。当然，要读懂，读者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和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如同上下文关系中的景观语言一样，是有多重含义的，它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是神秘的、悲壮的、美好的、喜剧性的或是残酷的。自然山坡上的一株树，花开花落，或兴或衰，讲述了季节的更替，其与生境或土壤的适应或不适应。而山寨门口的一棵神树，却有着更多的含义，它是全寨人精神生活的中心，树的兴衰，可能预示全村人的吉凶。但对外界人来说，这棵树再平常不过了。